主持人开场白:说起王选大家都不陌生,他被称为激光照排之父,当代毕昇。但是我们更感兴趣的是,为什么是王选,为什么是这么一个重病十年的小小的助教,在文革后期这样一个荒唐的年代里,要去完成一个不可能完全的任务?为了这个任务,他十八年没有休息一天,最终证明奇迹是可以发生的。
王选,被称为当代毕昇,激光照排之父,他发明的激光照排改写了我国印刷业的历史,也几乎囊括了国内外重大的发明奖项。
1994年,王选先后被评为中国工程院和科学院两院院士。
同年他还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奖,我国迄今只有袁隆平和王选两人获得这个奖项。
2002年,荣获2001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。
2003年,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。
今年六十七岁的王选在三年前得了重病,再加上去年他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后,因为身体和工作的原因,这些年王选已经基本上不再接受媒体的采访,但这一次他因为对我们栏目的特别喜爱,最终接受了我们的访问。
记者:你自己说,这18年,放弃您的正常人的,或者普通人的生活,你也失去了很多普通人能够享受的乐趣。但是您说,这18年成功之后,你也享受到了普通人所享受不少的乐趣。这种乐趣是什么。
王选:主要不是获奖,或者领导人接见。我说句老实话,领导人接见,我很少有什么激动,无比的激动,然后很大的鼓舞,这种感受。
记者:什么最激动。
王选:恰恰看到用户在那儿大量用,有一次我到香港的星岛日报,看到这个系统开足马力在那儿运转,这个系统一天要出几百个版面,看那个场景非常动人,也非常兴奋。另外我一个习惯,到哪个城市都是先看报栏,哪些我们系统排的,我爱人还能看出哪个版本排的。最后到了1991年,在上海交大开会,一看上海交大那个报栏,全部报纸,包括交大校刊都是我们系统排的之后就不看了。
记者:不用看就知道全是您的。
王选:所以觉得看到一个东西,被大家广泛的接受。推广产生巨大的效益,那种场面是非常激动。
记者:那是一种最大的乐趣。
王选:最大的享受。
西方国家用了四十年的时间,才从第一代照排机发展到第四代激光照排系统,而我国却从落后的铅字排版一步就跨进了最先进的技术领域,使我国印刷业的发展历程缩短了将近半个世纪,并且使印刷行业的效率提高了几十倍。激光照排不仅是王选作为科学家一生中最大的成就,它在市场上也创造了一个神话,现在它已占据了中国报业的百分之九十九,海外中文报业百分之八十的市场份额。
记者:我们很难再找出第二个产品,是一个人领导一个团队研制了一个产品,然后能够占据百分之九十九的市场占有率,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离奇的数字了,很多事回过头来看,当时您怎么判断您这个项目的价值,激光照排的价值?
王选:看到它未来的价值,那是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。因为我在接触到这个项目以后,我看到工人捡铅字之苦,捡铅字人每天走十几路,非常累,而那个熔铅的人最苦,整个铅的蒸汽的毒害,这些工人,每过几年都要去打一次铅毒,职业病非常严重,而且效率极低,
当时出书难,一个书,半年一年,才出来。到现在轻松极了,我清楚记得我们系统刚刚运行的时候,有一个客户,带来一本《努尔哈赤传》。带来以后,搁在我们这儿,过了几天回来,发现三天吧,排完了,大为吃惊,这是革命性的变化,效率提高了,必然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。
记者:当时您就预见到的巨大的变化?
王选:预见到了,预见到这是一场革命,但是没有想到我会成名,会得很多奖,这没想到。
王选,1937年出生于上海,在家中最小,排行老五。从这张小学毕业时给同学的留言,可以看出,他是个勤奋好学的孩子,但在这幅十四岁时的画作里,也透出了几分好学生背后的顽皮。
王选:表面上看,我是一个不说脏话、从来不打架的,好像是一个规矩的好孩子,有些老师深情地给我写了批语,这么多年来,这样一个好孩子,品学兼优,是比较少见的。其实他们都不知道,我背后干的那些事情。背后干的事情,老师上课,上完课以后,我上课都比较认真,有时间上半节课就开始做作业,做完作业以后就想办法捣乱了。因为那个时候老师冬天穿的都是棉袍,扣子都是布的扣子,在右侧,一个棉袍一个罩衫,我再找一个框,也是要好的同学,就两个人,他就问老师问题,老师循回地转,来把老师给缠住,然后我就先把外头罩衫的扣子全解掉,再把棉袍的扣子全解掉,实际上,暴露到里头了,然后最难最难的,就是腋下,腋下的扣子最难解,要把老师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回答上,我就趁他不住意,解腋下的扣子。
记者:成功过吗?
王选:成功过。
记者:腋下最难的扣子也解开过?
王选: 有时就不敢解,也有解到这儿的时候。老师都没发现,在课堂上也没有发现,可能下了课一看,实际上我还是比较调皮的。
记者:但是从您这个,解最难的那个扣子也看得出来,您那个时候对解难题就有兴趣。
王选的父亲毕业于现在的上海交通大学,做了一辈子的会计,在王选的眼里父亲比较严厉,有点家长作风,但是父亲做事极端认真的风格深深地影响了他。
王选:认真到我们难以想象的地步,跟人家写信,都要复写,留一份底。
记者:自己要留一份底?
王选:人家写过来信,都按年月日,整整齐齐地排好,叠起来报纸,整齐得不了,一份都不缺。他是跟陆定一一届,在上海南洋大学,组织班上的聚会,他那时候四、五十岁,每年都要举行一个聚会,我们小孩帮他填这个信和卡片。
记者:邀请函?
王选:邀请函,他总要给自己填一份邀请函,而且必须到外头,他上班那个地方去投,自己给自己寄,投了以后寄回家里,然后收到保存起来。就这么一个非常认真,他做财务的,作财务从来没有出过问题,这种认真可能对我有点影响。当然呢,另外他非常整齐,我这个习惯没有遗传,我是很零乱,东西乱放,这是不好的习惯。
记者:但是像您刚才说到的,在做科研的时候,您应该是比较整齐的吧?
王选:非常严谨,一丝不苟,设计东西往往错误很少。在科研方面,严密严格,从年轻时候一直是这样一种风格。
在半个世纪前的1954年,王选考进了北大数学系,在这里,他度过了一生中最为狂热的时期。
1958年,正是王选毕业实习的那一年,中国进入了“大跃进”时代,北大决定研制一台中型计算机,并为此起了一个火红的名字:红旗机。
王选:我是这个红旗营的参谋。
记者:当时您是一个参谋,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?
王选:参谋我也说不清,在技术上出主意把关的这种状态。
记者:那时候你们有一个词:捉鬼。
王选:打鬼,抓鬼。找到,因为元器件的毛病比较多,工艺上的毛病比较多,就是抓鬼。
记者:您还记得怎么一个抓法。
王选:一种办法就是敲打,就拿着一个小锤子,在后头插件上敲,敲打很轻。因为它有虚焊点,或者原点不好,这一敲打,马上就停。
记者:这就发现了一个鬼,每天都要进行大量的这样的工作?
王选:看起来很烦琐。
这是当时由同学们用胶片自己拍摄、配音的红旗机短片。
王选:当时累到什么地步,吃饭时间过了,要到饭厅去吃饭,等菜送上来的时候,我已经睡着了,在饭桌上睡着了。早晨熬一个通宵回到家里以后,困的、累的已经没有精力脱衣服,所以就坐在这个床上就睡着了。等到口水流下来就醒来,才脱衣服,(有人)经常把我提前要叫起来,因为那边有什么问题,叫我出来,叫我的人都有经验:你去叫王选,看到他全部穿好衣服。否则他把我叫醒,我答应一声,他一走,马上又睡着了,要穿好衣服走,这才算把叫做醒。累的,大量缺乏睡眠的,最后是一种什么状态呢,我语言控制不了。脑子里随便想一个什么东西,一闪而过的,就想到小时候的一个什么事情,就想到什么事情,马上嘴巴就说出来,语言的。
记者:控制不了自己的语言。
王选:控制不了语言,最后累到。
记者:可能累到这个程度,您做研究,做工作,还能够很集中精力吗。
王选:精力非常好,一般晚上人家都要打瞌睡,我从来不打瞌睡。
记者:只要干活的时候,您绝对不会糊涂。
王选:精力非常旺盛,我想这是一种责任感。也许是我一个优点,一旦接到任务以后,总要把它做出来,这种责任感,责任感的趋势,当时根本不顾自己的身体,有点疯狂。我觉得要做出成就,往往是有一点狂热的劲头。在科学发现,就需要有这么一种狂热的追求。中国普遍都很勤奋,但是美国人有一部分人是十分的勤奋,甚至有一种狂热的态度,所以我想对科学的执著,着迷也需要这么一种狂热的劲头。
三年红旗机的经历,使王选养成了在一线自己动手的习惯,并且竖立了以后在科学研究中的自信。
和王选相濡以沫三十多年的妻子,陈坤球,一直从事计算机软件研究,在十几年的激光照排研制中,所有的软件设计都是出自她之手。但后来无论王选多么声名显赫,她都站在耀眼的光环之外,从未接受过媒体的采访,包括这一次她也没有例外。
王选:实际上她最大的贡献,还是在激光照排这个项目,是创始者,因为那个时候我是负责系统和负责硬件,她负责整个软件的设计。有十多年,她是整个软件的负责人,在这个项目里头她的贡献和我差不多。人们现在都说,所有的光环都带在我的头上了,她生活在我的阴影之下。
记者:实际上像您说的这种光环最后照在您的头上,实际上是社会或者周边环境对您的选择,也包括媒体对您的一种选择,但是你自己在家里对着您夫人的时候,你们谈起来,会经常想起来,过去的经历,你们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。
王选:就觉得这个呢,回想起来就是差不多是,唐三藏取经,九九八十一难关。
从1975年到89年的十四年间,围绕王选和激光照排的各种嘲讽和怀疑就一直没停息过。70年代,国内也有五家著名的科研单位进行汉字照排机的研究,但王选却认为,它们所选择的模拟存贮汉字的道路走不了多远,他提出,要走数字存贮式的激光照排道路。那时,王选还只是北京大学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助教,并且已经在家重病休养了十年。
王选:可惜当时我是一个小助教,所以一点名气都没有,所以当我提出来数学的办法,来描述字形,使信息量极大地压缩,都是纸上谈兵,有些模拟的实验,所以人们很难想象。日本连这个第三代阴极射线管照排机都没有过关的时候,忽然北大一个小助教提出来要搞第四代,基本上是相信的人极少,所以就把我讽刺成为玩弄骗人的数学游戏,说你想搞第四代,我还想搞第八代。
记者:当时他们怀疑您,置疑您,也是有道理的,有原因的,所以一定会有各种各样的压力。
王选:当时这么一种很大的压力,当然我们对这个充满了信心,觉得我们这么一种与众不同的道路,最后一定能获得巨大的成功。
改革开放后,正在研制工作中的王选,迎来了一个更大的挑战,一些国外著名的大公司已经研制出了激光照排样机,并且他们来到了中国,开始抢占这块巨大的印刷出版市场。短短几年,已经有几十家报社用大量的外汇购买了这些产品。
毛德行和王选同在一个研制小组,对于当时面临的巨大压力,他到现在还记忆犹新。
毛德行:一个外国公司到我们这儿来展览,技术展览。我去看去了,看他那个照排机。激光照排机很大,很大的。他那个照片照出来那个,那个胶卷照出来字比我们做出来字大。当时这个一来啊,国内有些人,就更不相信他了,说我们一定要进口,人家的东西多好,我们这个北大的东西土了吧叽的,不行。
记者:面对这些怀疑声,你们当时心里有过动摇吗?
王选:从来没有,一直从78年到88年,这个是最艰难的,我老说,学会在骂声中成长。在这种压力下,我们坚信自己的方案,有极好的性能价格,就是觉得要很好把它做出来,而且觉得要晚几年可能市场就没有机会了,所以是要抓紧时间。88年成熟以后,这个性能价格就非常表现出来了,差不多,人家五分之一的价格,功能也要强多,所以这种自信心一直没有动摇过。
从1988年开始,国产激光照排系统以强大的功能,仅有进口产品五分之一的价格称雄市场,短短一年多的时间,定货款就已经超过1亿元大关,一年后,来华销售照排系统的外国公司全部都退出了中国市场。
记者:我听说在您的这个系统研究成功之后,实际上,88年以后,快速的扩展到了各个用户,其中有包括台湾的中央日报。
王选:当时力主用这个系统的,是一个技术负责人,是中央日报以前叫匪情研究室的主任,后来改称大陆研究室的主任,他看完以后就说,这个系统只会给中央日报带来更高的效率,更先进的结果,出报更省力,而且他说的,你们放心,这个排出来的,一定是国民党的中央日报,不会排出来人民日报的。
记者:这是开个玩笑。
王选:开玩笑。
记者: 他们当时台湾那边,有没有担心用的是大陆产的。
王选:有有,台湾说,你们的江泽民听到北大的先进的技术,装备国民党的中央日报,一定会很不高兴,我说绝不会,江泽民同志,我曾经给他汇报过这个事情,江泽民同志讲,这是两岸交流的问题,放心,就把它做好。
记者:鼓励你们做好。
王选:跟政治无关的。
从 1995到 2002 年,王选一直担任方正集团的领导职务。在他的带领下,1996年,北大方正的年产值就达到40亿人民币,成为国内最大的校办企业。现在王选虽然已经不再担任集团的领导职务,但新的方正领导层说,王选会一直是方正集团的精神领袖。
记者:如果我们最后总结一下的话,您觉得使得你真正成名的因素都有什么。
王选:我觉得还是这个洞察力,和这种执著痴迷以及团队精神,这几个重要的因素。我经常在想洞察力,这个是一个科学家一个十分重要的素质,但是洞察力怎样培养,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。
记者:怎么做到这一点?
王选:我后来想,可能是这样,一个在第一线上拼命干活,一个是大量看文献,可能这两条措施。
记者:在第一线上大量干活,你会直接接触最新的技术,直接接触到需求。
王选:不仅需求,而且你的一种实际动手的能力。我发现光看文献,不具体干活的人,往往馊主意很多,而且他提出的设想往往实现不了。
记者:不切实际。
王选:自己没有这个实践,而且大量看文献,是提高一种对国外的一些发展的了解,而能找到它的毛病。寻找国外最先进系统的毛病也是一种乐趣,大量看文献和干活这是能够产生洞察力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记者:但是今天这个社会的这种环境,和您这个社会确实不一样。人们不能够在像您说的18年去做一件事情,或者很难做到这一点。人们的心情很难像那个时候那样能够沉下来。那这个时候您对这些年轻人,您最想劝他们一点什么。
王选:我想真正的成功,还是要积累和有绝招。我一直鼓励这些年轻人,需要长期积累和绝招,在年轻的时候就需要一种非常刻苦的精神,而且丝毫不能够急功近利,而且我非常赞赏西方一句话:一心想得诺贝尔奖,得不到诺贝尔奖。而且我当年做的,根本没有想到金钱上的报酬,名誉上的这种荣誉,这个当时没有想到。所以我始终这么看法,没有必要长时间的积累,没有好的洞察力和这种执著的,想成就大的事业还是有困难的。
来源:央视国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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